硬面饽饽的不老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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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幼坚.钟阿城 阿城在过去几十年里走出了一条多元的职业道路。作为“寻根文学”的代表人物，阿城凭借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小说（尤其是《棋王》），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转向了散文创作，并在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上开办专栏。最近，他正在写剧本——和导演田壮壮合作两部电影，同时致力于主流历史剧《贞观之治》。与此同时，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在那里他从事了很多与写作无关的工作。阿城愉快地接受了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的采访，在这段内容宽泛的对话中，阿城谈到了他的经济状况，以及中国作家纯粹依靠写作来谋生的困难所在。　他的评论涉及到了当代的中国文学和电影（在这个过程中他对贾章柯进行了一些挖苦），他还委婉的提到了对责任的态度，这种责任来自于作家——至少是真正的文学作家，依然被中国的社会所期望。阿城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何萦纡（音）采访　“如果你称我为作家，实际上你正把我叫做乞丐”，在澳门望厦宾馆，阿城以一种并不掩盖他内在决心的语气说道，似乎他正打算放弃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。如今，阿城实际上并没有一个“正式工作”。几年前他还写些文章；最近，“阿城”这个名字则经常作为编剧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。但即便是个剧作者，他却说，“电影是导演的，不是作者的，”“导演有权完全否定你的剧本”。　虽然都出生于1949年，阿城看起来要比北岛老许多。他的头发比陈丹青要稠密些，大多已经花白了。近几年来，他把自己的小说锁进了抽屉里，并为此付出了代价：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了。他学会了不去信任与合作，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每况愈下也是不闻不问。他开着小车到处转悠，“接活儿”。他神秘地说，报酬要比写剧本好得多，但他拒绝公开这些“工作”的性质。　　那些接触过以及和阿城说过话的人，都会留下同样的印象：他是个很顽固的人 。据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头，阿城是做的最好的，但他却坚持说自己不懂任何游戏规则。记者说东的时候，他非得给你扯个西。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，阿城似乎有意地和记者拌嘴，并一直抽着“大前门”。　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为电影《吴清源》写的剧本。那么，你喜欢这部片子吗？阿城：吴清源先生要我为他写剧本，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怎么来演。　　阿城编剧的吴清源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首映后，一些人评论张震(饰吴清源)，说他太“游离”于这部戏了。你怎样看呢？阿城：我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。你似乎对电影也不了解：电影是导演的，而非作者。你不知道作者实际上写了什么。没有一个导演愿意完全按照剧本来拍电影——他怎么就会按照作者的意思办？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如果导演完全否定你的剧本，你会抱怨么？阿城：谁说电影必须按照剧本进行拍摄了？我们都应该对投资方负责。导演并不对我负有责任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许多人对写剧本这项工作都难以胜任。你怎么就做得了，以你的性格？阿城：我过的是穷日子。很多人在写剧本；他们只不过是没有用真名。他们对自己所获得的羽毛已经很欣慰了。我没有羽毛——我像只被拔了毛的小鸡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为商业电影写剧本。阿城：导演们还没有要我写。如果他们要我写，我就写。但是这电影能卖出去么?这并不是什么你想要它发生它就发生的事情。商业性的东西很难做。它像头牛——每个人都见过，所以如果你有哪怕一丁点儿破绽，谁都可以批判你。艺术是个鬼——没有人见过鬼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实际上正在想什么？画鬼容易画牛难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对“第六代”导演有什么看法？阿城：很显然，三大电影节已经与中国电影达成了密谋。一部处在《三峡好人》（贾樟柯导演）水平的电影能够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。西方左派分子已经对西方和中国电影产生了可怕的影响。《三峡好人》是怎么回事儿?一开始，一个山西的企业家给刘小东一笔钱让他画三峡，然后拍一个记录刘小东画三峡的纪录片。刘去找贾樟柯，贾走了，还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故事片《三峡好人》上。刘小东觉得那样不能接受：钱给你贾樟柯，是拍我画画儿的，可你走了，弄你自己的电影去了？因此贾樟柯同意另拍一部电影，一部关于刘小东的纪录片。可问题是，刘小东已经画完了——那他们怎么拍个纪录片？纪录片应该是真实的记录，拍摄完再进行剪辑。这个纪录片在什么都上演过之后，又产生了记录。　　在威尼斯电影节，贾樟柯把他的感谢扩大到了三大电影节。他怎么联系上柏林电影节的?他怎么不感谢他的投资者呢?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还在写小说吗？阿城：写，但我并不发表。写作和发表是两件事。没有规定说你必须让某人知道你写了些什么。我写作纯粹是自娱自乐。将来我是否会发表这些东西，那得看这个体制是否会有所改进。 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写散文吗?阿城：不写了。自我在《收获》开专栏已经十年了，他们删掉了所有敏感的部分。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常识与通识》（关于专栏的一个文集），删去了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部分。实际上，如果他们想要删除，这并不是个问题，但是他们至少应该加入空格以表明在每处有多少字被删了，而不是说我原本就是那么写的。《收获》也一样：如果他们负责任的话，他们就应该加入空格。在我这个年纪，我本不打算出版它们，因为我只是找乐子。为什么贾平凹能够用空格，我就不能？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那么，现在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剧本上了？阿城：写剧本只是我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。我需要谋生——我不可能成为道德上的超越者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曾说作家是“要饭的”。为什么会这么极端呢？阿城：我说作家是乞丐，我从没说过他们是“要饭的”。乞丐是正规的书面语，它不等同于“要饭的”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有些作家，像贾平凹，书能卖到十万本。他们就能以此为生。阿城：十万本你能拿到多少钱?  能和他卖书法赚的比吗？如果你不是个畅销作家，那你就是个乞丐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画画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。你还作画吗？阿城：没有。要画画，你必须有空间；你不能因为只是我喜欢，我就去画。以前油画家都出生于富裕家庭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不久前，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一个“星星画展”的回顾展。你参加了么？阿城：没有。那只是重温些旧东西。我听说人们为新展览带了些作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“星星画展”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十年回顾展，旨在宣布它的终结。他们甚至焚烧了一些画作。举办另一个画展，这不是打他们自己脸么？星星画展的局外人可以举办回顾展，可成员自己就不应该去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可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或作协成员在体制内谋生啊。阿城：这并不是出路。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上海，孙甘露都一直尽地主之谊。一些只是在作协混的人，并不能把我带进那样的酒店啊。（孙甘露，代表作《呼吸》，先锋派作家，电影电视剧制作人。） 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在美国的时候，你必须为生存而工作吗？阿城：那当然。你以为我开银行呢?在美国我做过很多工作，但主要做油漆工。粉刷不需要任何思考。谁说我非得找一个费脑筋的工作了？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现在在北京的生活怎样呢？真需要那么多钱吗？阿城：在北京我需要个车，对吧？可即使是个低端的车，也需要养护。一年要十万块。还有其他所有额外的开支。你自己算吧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如果你只是想要钱，那么开家餐馆不是个最好的办法吗？阿城：我无法操纵下层社会，但是我同样无法操纵合法的商业。不要只看到一个餐馆的外像，你知道在这些兴隆的景象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吗？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对政治感兴趣吗？阿城：我当然对政治感兴趣。政治就是我们的生活。谁是首版首条的目标？不是知识分子。它是属于商界人士的，因为政治直接地作用于经济。学者有钱么？这根本伤害不了他们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这些天你正读些什么书？阿城：我很关注基本事件，来自于社会中的基本素材。文学并不产生于文学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是很愚蠢的。近亲繁殖通常会导致痴呆。我在报纸上读些当地的新闻。人们的故事有益于你的思考过程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什么样的帮助呢？阿城：我们通常都是带着局限性过日子。读些基本的东西，你将看到你从来没机会看到的生活的另一面，并且你会发现许多先前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关系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那么，对你当前身份的恰当描述是什么呢?阿城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——你先前很可能从来没有采访过这样的人。我只是个比那些弱势群体稍微过得好一些的人。 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你刚刚说过你喜欢读报纸的当地生活部分，以找寻原生态故事。那么你关注弱势群体么？阿城：不是我应该关注劣势群体——而是政府。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。现在为什么没有文学新闻？因为媒体变得强大了：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，能够在大报上报道，因此越来越没有存在文学新闻的必要。你不能总是期盼作家去承担社会责任。没有必要。 　　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有些文学作品你喜欢，比方说木心的作品。但是有些人批判说他的文风矫揉造作。阿城：那就别读好了。他的作品并不需要读。它们并不像水或者是面包。艺术是奢侈品，奢侈品就需要高价钱。这就是木心的情况。木心和陈丹青的作品，似乎比较新，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我们的不一样。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相同的——结构相同——所以当你读完第一句时，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最近，一位西方汉学家发表了许多对中国作家的批评。他说当前的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创造性。国内的学者和作家坚决地批判他。那么你的意见呢？阿城：一些批评怎么就妨碍你了？只因为把你弄得不舒服了，所以他就应该什么也不说？为什么人家就不能发言呢？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如果你认为当代中国人的话语和思想存在问题，那么这些问题在五四运动的白话文中是否缺失了呢？阿城：人们当前有种由自由对抗权利而导致的精神状态，而五四时期它是自由选择的结果——比方说，像木心的作品：不管你读还是不读，都没问题。但如果你拒绝接受它，语言的力量会给你的生活制造很多问题。 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作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，你如何感应商业文化对高雅文化的入侵？阿城：首先，就像我已经说过的，不要叫我作家。如果你叫我作家，你就是在叫我乞丐。 商业是生产和生活的基础。没有商业文化就没有高雅文化。我们无法摆脱商业文化，哪怕是一会儿；如果我们非得摆脱它，那么我们就会停止存在。关于商业本身，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；衡量的只是一件商品的质量的高低。好莱坞电影是高质量的商品。国产商业电影，就是臭大粪，质量那么低，算不上商业电影。就像低劣的仿冒品——当你刷牙时，牙膏并不能起作用。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眼下我们只是努力消除低劣仿造品，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融合商业精神。只有在一个拥有完整的财务和信用制度的社会里，我们 才能谈及商业问题。中国有真正的信用卡吗？没有工作的人能有信用卡吗？当你在用信用卡时，你在花你自己的钱。在美国，效用被引进了信用系统，因此你的信用是逐渐累计起来的。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基础，那你就不能讨论商业文化。你认为美国乞丐都是一个类型的人吗？到处都有很多双博士学位的人，他们失去了信用，现在与商业毫无关系。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当下，你认为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的领域在哪儿？阿城：我们应该把我们“拿来主义”的焦点转移到第二世界，像日本。日本的知识结构是相当完美的。如果你去日本，你就会发现普通人在公共场合下读书，每人一本书。看看他们的年纪吧：如果他们从小时候就开始读书，那么他们到现在已经读了多少书呢？第一世界的经验已经同化进了第二世界，这些经验也将很容易地为第三世界所汲取。中国把那么多交换生送到美国去学习，这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实际上，我们从第二世界能够比从西方学到更多的东西。硬面饽饽译英文转自：http://www.danwei.org/art/ah_cheng_on_making_a_living_as.php